《临床拉康》

8613 字大约 29 分钟2023年5月2日

《临床拉康》

2023-05-02

倒错

倒错永远都在与对阉割的接受做斗争，他决不会完全进入这种欲望经济中。只有儿童能够象征化性别差异的时候，即承认阉割的时候，他才能摆脱这种“有或无”的律法的折磨。

然而倒错正是在此处被难住了，因为他无法象征化缺失，这种未象征化的缺失，将他异化为一种永不停息的精神对抗，即由对母亲阉割的拒认所带来的对抗。正是在这一刻，由于儿童将发展出倒错结构，因为象征化阉割、接受性别差异作为欲望的唯一原因的这条道路受到了阻碍。

由于父亲的律法作为一种欲望的中介律法而被否认了，因此倒错的欲望动力固着在一个古老的层面。阉割焦虑促使儿童不愿放弃其欲望客体，他情愿放弃欲望本身。由于倒错独特的精神结构，使得他不具有欲望的权利，而是固着在一种盲目的行为模式上，他在这种模式中不断地尝试证明，自己的律法，而非他者的律法，才是欲望的唯一律法。

正如弗洛伊德所见，倒错结构起源于阉割焦虑，起源于对这种焦虑的防御调动。于是，他关注了倒错组织的两种防御性，固着（退行）以及否认现实。根据弗洛伊德所言，这两种机制分别构成了同性恋和恋物癖。

同性恋

同性恋基本上是面对焦虑的防御性自恋反应的结果，在这个过程中，儿童选择性地固着于一个拥有阳具的女人的表象。

恋物癖

尽管主体察觉到了这种缺失，但他拒认它，从而中和掉了阉割焦虑。然而，与同性恋的过程相反，对阳具性母亲表象的固着更为不稳定，因此促成了一种妥协。由于女人在现实中的确没有阴茎，因此在第二个阶段中，恋物癖者以现实中的另一个客体（即恋物客体）来具象化这个假设缺失的客体。

囚此，恋物癖“中介”了几种防御机制。它使得主体不必放弃阳具；它使得主体逃避了阉割焦虑；最终它使得主体选择一个女人作为其性欲客体，因为这个女人被假设为拥有阳具。因此，这种解决方案使得恋物癖者避免了同性恋结果。

倒错与父法

倒错是多么迫切地将自身欲望的律法应用为他所知的唯一的欲望律法。倒错不断地努力蔑视这种父亲的律法及其要求的一切，即对缺失的象征化，即阉割。然而说到底，他在蔑视父亲的律法，也就是在拒绝让自身的欲望从属于他者欲望的律法。

这种持续存在的儿童期幻想的特征就是对阉割的特定恐惧的根源。我们可以在所有倒错身上发现这种恐惧，这种恐惧极为严重，因为它基于一种对实际阉割的幻想。

在对“恐惧”的反应中，倒错会产生另一种幻想结构，他在其中想象了一个在欲望方面全能的母亲，这个母亲没有缺失。这种信念将作为父性功能代表的象征父亲无效化了。换言之，这个父亲不是被假设为拥有母亲的欲望。结果就是，倒错继续维持着成为（给予母亲享乐的）欲望的唯一客体的幻想。

倒错与阳具母亲

阳具性母亲的意象决定了倒错后来与其他女人的关系，尽管如此，他并不会拒绝女人，即使是在同性恋的情况下，他也只是在其它男人身上寻求这种女人。

没有缺失的母亲和被阉割的母亲，一般而言，倒错徘徊于这两种女人客体的幻想表象上，不断地在现实中寻求最接近的可能性。因此，一个女人对于倒错而言既可以显得像是一位圣女、又可以显得像是一个令人厌恶的妓女。

作为阳具母亲化身的女人可以被幻想为完全理想的女人。在这种理想化过程中，我们发现，倒错总是保护自己，抗拒可能成为欲望客体的母亲。这种被理想化的、全能的女人成为不会被任何欲望所玷污，她是一个纯洁、完美的客体，一个受禁锢而无法触碰的客体倒错对她的期待只有良善和保护。比如说，对于男同性恋而言，某个特定的女人会扮演一个特定的角色。

但是，一个女人也可以代表着令人厌恶的母亲，之所以令人人厌恶，是因为她具有性欲，她挑起了父亲的欲望。在这种情况下，这个女人/母亲就被置于妓女的角色上，她成了一个受鄙视的客体，用来满足所有人的欲望，因为她并不是只留给倒错满足自身的欲望。她成了一个标志着阉割恐惧的女人。我们可以理解，为何倒错会感觉到，他必须鄙视女人的生殖器；因为它是被阉割的，它在幻想中代表着令人排斥且危险的伤口，倘若倒错不想在屈服于欲望中丧失自己的阴茎，那么他必须远离这种伤口。的确，女人的生殖器最为不幸，因为它使得性快感成为可能，导致它必然被滥用。倘若倒错要避免丧失（即丧失和缺失），那么他必须不惜一切代价远离这种可欲望且欲望着的女人。

癔症

癔症与阳具

父亲的阳具归属问题是癔症欲望逻辑开始运转的时刻。父亲必须为这种归属给出证据，癔症的整个欲望经济都在对“给出证据”的症状性测试中被消耗了。

癔症不断地对阳具的归属进行质疑，摇摆于某些事物之上，这些书屋源自于两种选择的不确定性：要么父亲合法地拥有阳具，这就是母亲欲望父亲的原因；要么父亲拥有阳具，是因为他从母亲身上夺走了阳具。主要是后一种选择，促使癔症不断地测试阳具的归属。

如果父亲只是剥夺了母亲的阳具才拥有阳具，那么癔症则可以提出一项永久的索求，其依据是母亲也可以拥有阳具，母亲其实也有权利拥有它。

我们很容易看到，在俄狄浦斯辩证法层面上，父亲和母亲在有关阳具归属的问题上的每一种模糊性和矛盾性都促进了癔症组织的形成。

性别差异在此也起了作用。尽管癔症的索求在外显行为上取特定的性别形式，但是在这种质疑和征服背后，本质上有着同样的幻想：主体由于不公而彼剥夺了对阳具的归属，因此他必须再次获得它。不论是女性癔症“假装自己是个男人”，还是男性癔症折磨自己以证明自己的阳刚，两者的动力是一样的。两者都怀有同一种幻想，就是假设占有阳具所带来的幻想，对于两者而言，这种幻想都意味着他们承认了自己并没有阳具。

倘若俄狄浦斯欲望的客休（即阳具）就是癔症感到自已被不公地剥夺的东西，那么她只能把自身欲望的问题放置到被假设拥有阳具的人身上。在这个意义上，他只能参照他者来质疑自身的欲望动力，这个他者总是被假定为拥有一个谜题的答案，这个谜题便是癔症自身欲望的起源和运作。

癔症可以接受自身没有阳具，这意味着认同为女性，即一个没有阳具，但在被假设拥有阳具的男性身上欲望着阳具的女性。然而，癔症也可以认同一个没有阳具，因而开始索求阳具的女性。我们可以毫不犹豫地称这种认同策略为“军事认同”或“基于团结的认同”。

不论如何，这些认同过程都体现了癔症主体在与他者欲望的关系中受到的异化，尤其是，他们的欲望从属于他们事先所假定、感觉，甚至想象的他者的欲望。

在这个意义上，只要在合适的环境下，任何人都会发现自已被投注了这种主人功能。这种情况常常会变得非常复杂，尤其是当被捧上王位的人对这个角色不感兴趣时。癔症欲望的僵局的那些盲目性特点都会在与这个“天选之人”的关系中展现出来。“天选之人”要做的就是在现实生活中用少数例子来确证这种幻想角色，从而让癔症能够强化自身神经症经济的运作。

癔症的身份总是不满的、有缺陷的（换言之，部分的），与此相对的是一个理想的、完整的身份。因此，癔症为了将这种有缺陷的身份补充完整而所做的一切努力都是徒劳的，因为这些努力永远也不可能带来满足。显然，这种辛苦活动背后的幻想是，一开始就要成为他者的理想客体。我们从未有过成为理想的客体的设想，这种强大的假设决定着癔症的欲望经济最为独特的地方。

癔症的主要欲望就是不满足的欲望，癔症会将自己限制在一个无可辩驳的精神逻辑中：为了维持自身的欲望，她绝不能给这一欲望提供可能带来满足的客体，于是这种不满足就会重新激发起欲望，使之陷入一种追求理想存在的狂热中，但这种追求却是越来越远。

癔症所采取的一切诱惑性手段都是基于阳具的闪耀，这是因为在癔症身上，诱惑从根本上来说总是服务于阳具，而非服务于欲望，换言之，强化对（自身）阳具的想象性认同，比强化对他者的欲望更为重要。癔症要引发他者的欲望，让他者去欲望自己这个有魅力的客体，这样癔症就能维持自己阳具性认同的幻想。

女性癔症

癔症有一种隐秘的希望，即渴望达到完美的境界。在这一点上，癔症的策略是盲目的，但却是自身的真理：诱惑他者，以使他者完全沉迷其中，完全被征服。女性癔症这种疯狂的努力就在于，坚持幻想他者会为这个完美的化身而痴迷。幸运的是，对于一个承认阉割的他者而言，这绝不会成功。

无条件地黏合着完美体现了癔症的另一个特征：认同于女人这一问题折磨着每一个癔症，甚至她的女性身份都成了问题。常见的情况是，女性癔症为了努力达成自己的女性性，总是固着于一种或另一种女性模式。正是在这个维度上，我们发现了癔症的同性恋倾向，这种同性恋倾向更多地与认同过程有关，而不是与恋爱客体的选择相关。

女性癔症的阳具性竞争强化了对于阳刚的追求。抱怨着在性方面不满足的癔症，常常会无意识地处在一个男性位置。她处在阳具性竞争的想象领域中。她在性方而的抱怨体现了一种对于性能力的幻想式标准。癔症维持着这种抱怨，这仅仅是因为，这种抱怨可以检验她所确信的一点，即她没有得到满足。

女性癔症给出了自己的身体(“我把自己交给了他”)。这一礼物式的想象维度带来了癔症的牺牲位置，这一位置又被社会文化的阳具意识形态进一步固化了。从这种意识形态的角度来看，女性癔症在想象中似乎成了一个使男人得以形成的人。“没有我，你什么都不是”。

男性癔症

成功前失败、强迫性重复。一方面，癔症身上有一种倾向以明显的方式指向他的野心、他的天赋、他的成功潜力，以证明自己有实际阴茎；而另一方面，他又有另一种朝向受害（失败）的倾向，以证明自己确实没有阳具。

由于男性癔症并不觉得自己拥有阳具，因此他会相应地回应女人“我没有阳具”，即他是性无能。这揭露了癔症对阳具和生殖器官的混同。在男性癔症的欲望经济中，拥有阴茎在逻辑上意味着拥有阳具。

男性癔症位置与性无能有关的另一种形式就是健身。健身者处在一种永久表征阳具的状态，因为他并没有阳具本身，所以他利用自己的身体隐喻地表达着他就是阳具。

强迫症

强迫症的确常常体现为这样一个主体，即他被阳具性地投注为母亲欲望的客体。如我们所见，这就是为何强迫症披认为对成为阳具的状态有着一种怀旧倾向。

这种投注必然使得儿童发展出一种极为早熟的概念，即将自己理解为一个客体，母亲可以在这个客体身上找到从父亲那里得不到的东西。在此，我们遇到了俄狄浦斯辩证的一个拐点，即从成为阳具到拥有阳具的过渡。

母性话语中一些很重要的事物需要被指代出来，即母亲欲望的客体明显依赖于父亲，这样才可以让儿童走向拥有阳具这一维度。倘若母亲的话语传递出有关她欲望定位的模糊性，那么儿童就会自已建立起一个体系，在其中，正是他自已完全满足了这种欲望。这是强迫结构形成的一个关键点。

严格来说，问题并不是要取而代之，成为母亲欲望的客体，倘若是这种情况，那么就是倒错，甚至是精神病。这里的问题在于弥补母亲欲望满足中的缺失。一方面，儿童觉察到了母亲的欲望依赖于父亲；另一方面，母亲似乎无法从父亲身上得到她期望的一切。当儿童认识到这种空缺时，他便清楚地认识到要给出一种弥补途径。

强迫症成了被特殊投注的客体，这种投注使得他相信，自己是那个受偏爱的、特殊的孩子。这种特殊只是为了填补母亲欲望满足中的缺失，这种弥补仍旧会导致持续的阳具性认同，然而儿童在逻辑上仍然被被母亲的话语（在此铭刻出了她的欲望）导向了父法。

只有通过一种症状性的怀旧，我们才可以看到强迫的欲望经济中的某些结构特征。同样的，由于对符号父亲的再认基于某种模糊性，因此这种再认也会带来某些惊人的表现。正如我们所见，强迫症不断地试图“飞越”其欲望，这种行为便是展现一种持续的怀旧式推动力的方式之一。

在强迫症这类神经症中，防御过程在症状表现中是占主导地位的。就强迫性神经症而言，弗洛伊德如此引人诱惑这一主题，这对他而言是非常典型的。强迫症在于一种伪装的谴责，即主体谴责自己，因为自己的一些儿童期性活动带来了快感。然而，在与母亲欲望的关系中，儿童期性活动是如何被铭刻这一点，使得症状具有明显的强迫性。根据弗洛伊德的说法，真正重要的是诱惑阶段之后的性侵犯。

母亲在早期向儿童意指出，她的欲望是没有被完全满足的，弗洛伊德对于母性诱惑的直觉似乎就有了决定性影响。正如我们之后所见，正是这种不满的能指导致了儿童怀有一种特殊的精神体验，这种体验感觉上像是一种诱惑。在这种相对关系中，显然是母亲在照顾儿童的身体需要的过程中，刺激并维持了儿童的情欲快感。儿蛮不禁成了诱惑的一个被动性客体。于是他便被捕获进了这种享乐当中，因为母亲欲望的不满足是意指向他的，这种被动的诱惑便会得以加强，由此产生的享乐会被体验为一种性侵犯。儿童别无选择，只能作为一个参与者去体验这种快感，参与到母亲的特殊享乐中。

儿童被呼唤着来填补这种母性享乐的不足，这带来了一种性欲上的被动性，这在男性强迫症的日常幻想产物中体现得非常明显。

这种有关性快感的被动性就是强迫神经症的最主要特征之一，主休通过这种被动性来怀旧式地激起他的阳具性认同。事实上，正是由于这种被动的阳具性倾向，这个注定成为强迫症的儿童开启了从成为阳具到拥有阳具的过渡。

儿童必然体验到，成为到拥有的过渡是有问题的，因为在阳具认同中，他被父亲的侵入所阻碍了。这使得两种基本的结构特征得以形成：一方面，强迫神经症总是有一种专横需要的特点；另一方面，强迫神经症总是由于在表达要求上显得软弱而受到打击。

强迫症倾向于将自己转变为他者享乐的客体，这再次激活了一种幼年情境，在这种情境中，他只能成为一个阳具性角色，即母亲最特殊的一个孩子。这种童年场景带来了一种典型的罪疚症状，这种罪疚来源于一种阉割情境中与母亲之间特殊的、准乱伦式的关系。由于这种对母亲的情欲性固着，强迫症总是极度畏惧阉割；当然，这里涉及的符号性阉割，我们会看到，这种畏惧最惊人的表达就是联系着丧失的问题，也联系着父法。

强迫症完全不能忍受丧失，这一点会很明显地体现在日常生活的各个方面。阳具性的怀旧和闺割带来的丧失，此两者之间的矛盾让强迫症处在一个与父亲有关的特定结构位置上。

无法被推翻的主人会隐喻性地不断禁止和谴责那种与母亲之间的情欲乱伦关系，而强迫症就被捕获在这种关系中。

强迫症的另一个典型表现就在于僭越。

无法被推翻的主人会隐喻性地不断禁止和谴责那种与母亲之间的情欲乱伦关系，而强迫症就被捕获在这种关系中。